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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式突围争议中前行信贷双降势头逆转

发布时间:2021-01-21 16:23:29 阅读: 来源:黎明液压油滤芯厂家

宁波式突围争议中前行 信贷“双降”势头逆转

宏观经济大势之海不定,民营经济之波难宁。当宏观经济进入下行周期,在一轮经济刺激衔接一轮货币紧缩之后,民营企业高度发达的“浙江商城”最先暴露出实体经济风险向银行业传导之势。  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从当地银行监管部门了解到,浙江银行业今年前5个月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181.4亿元,全省不良贷款余额接近680亿元高点;截至6月末,浙江省银行业不良率达1.34%,其中杭州地区银行不良率为1.29%,不良最显著的温州地区为2.69%,创十年来新高。  拥有百万贸易大军的宁波也不例外。该地银行不良贷款自去年四季度一改多年“双降”势头,今年6月末不良率为1.18%,比上年末突增0.29个百分点。宁波市金融办副主任王勉在接受本报专访时称,已对银行业情况“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”。  人民银行对浙江不良贷款反弹的原因分析是“受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和破产倒闭的影响,局部信用环境仍未恢复”,反应敏锐的宁波市政府在7月对症下药出台扶助中小企业的“26条”,被市场称为经济“强心针”和“经济刺激第一枪”。  两个月过去了,在甬企业的情况如何?已经做好长期准备的金融监管部门,正在担忧、调整和为未来发展谋划着什么?本报记者就此走进宁波的政府机构、银行和企业,了解其面临的挑战和突围之策,以及这座城里历经经济起伏而始终生生不息的民间韧性之源。  中型企业困境  面对经济下行,外界观点往往认为,小微企业易在风浪中翻船,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本报记者在走访宁波多家不同规模的企业后发现,虽然贸易型小企业受出口乏力影响最大,但因其融资较少,财务成本低廉,因此经营情况可控。“现实情况是,谁的财务在货币宽松时把杠杆养得越高,谁现在的日子就越难过。”一家从事纺织品批发的中型企业董秘直言不讳。  “那种作坊式的小微企业本就融资难,所以都没多少银行贷款,财务成本很低,反而容易以半停产的方式熬过下行周期;大公司虽然财务杠杆高,但它们‘大到不能倒’,一旦出现问题,政府会出手救局,因此也过得去。”上述董秘补充道。本报记者亦从数位当地银行人士处了解到,从企业数量上来算,今年以来在宁波因财务问题真正倒闭引起银行坏账的,较多是财务杠杆过高且‘不务正业’的中型企业。  所谓“大到不能倒”,从政府施救奉化唐鹰服饰、象山中达建设等案例中可见一斑。以奉化唐鹰为例,唐鹰是国内最大的裤装生产基地之一,有上下游企业的近百户,关联企业4家,总资产9800万,负债总额2个亿。在公司董事长胡绪尔因负债逃逸而致企业于生死存亡关口,奉化市委、市政府立即成立危机处理工作领导小组对公司进行资产重组,并引入宁波罗蒙集团接盘,从而保住唐鹰不倒。  来自当地城商行的一位客户经理也有着类似的放贷逻辑:大企业中只有深度染指房地产、投矿或有着不良企业联互保的不能碰,而作坊企业里染指“日日会”(民间集资)或高利贷的最易出风险。  他告诉本报,宁波相比其他大城市的信贷结构特点在于国有企业少,因此在本轮不良反弹中,惧风险的银行更是争相为几家大鳄级民营企业和上市公司供贷。  据他透露,大企业利用低成本的银行融资向下游企业“倒手”资金以赚取差价的现象已不在个别。他举例称,有一家大型家电企业,给下游中小企业开具商票,这些商票可直接在该企业下属的财务公司贴现。这样的左手出、右手进,“一般能赚2~3个点”。  小企业蛰伏求生  小企业虽然“船小好调头”,但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,所谓的“调头”,其实是以停产或半停产的状态等待制造业回暖。  在宁波慈溪从事水暖配件生产加工的徐先生告诉本报记者,他的父亲、叔叔都经营着小型水暖制造厂,当地有不少此类小工厂,但现在几乎都处于半歇业状态。以他自家情况为例,10余条生产线现只剩3条还在运转,大部分工人都被辞退了,他们不得不“蚀本养着小摊子”。  即便如此,做水暖已经12年的徐先生家庭并不打算关掉企业洗手不干,一来是因为从业久了割舍不下,二则因为有了2008年同样遭遇的经验,“当时也是蚀本半歇业熬了一年多,熬出头就又有钱赚了”。  徐先生向本报记者透露了小型水暖企业的财务运作情况。他所在的企业年销售额1000多万,净利润约150万,类似这样体量的企业一般银行贷款只有200万~300万,即养一年的贷款加上转贷款的成本,不过20多万,是企业可以承受的。  对于固定投资的折旧,徐先生坦言,虽然注塑机、冲压机的理论折旧寿命为5~10年,但当地工厂对生产线一般都使用10年以上,有的甚至已经用了近20年。他的家庭从2000年开始从事水暖制造,设备成本早已收回;至于厂房,徐先生很乐观:“浙江企业家从不考虑房子折旧成本,因为土地是增值的。”  对于劳动力成本,当地企业家也自有一套办法。“会计、出纳都辞掉,账务交给专门的代理记账公司,一年交2000块钱就够了,剩下的自己做做,反正一共没几单业务。”徐先生头头是道,“工人也可以根据订单量随辞随请,以前开工足工人难请,现在失业工人多,工人随叫随到。”不过,对于那些手上有技艺、或是工作多年已经产生感情的老工人,精于成本管理的徐先生还是颇有人情味:“辞退后,我们会每个月补贴他五六百元,交换条件是未来一旦开工,就要请他到岗。”  水暖制造行业的情况在当地并非特例。某木雕类工艺品外销企业老板向本报记者的诉苦或许更能说明问题。“这两年来情况一直恶化,人民币升值10个点、出口退税打消5个点、原材料涨价10个点、人工再涨10个点,这些加起来,成本就多了30%以上。”他表示,今年以来订单减半,剩下的一般订单里,还有一半是为了保住客户关系和市场份额而亏本做的。他坦言:“我们没有议价能力了。”  企业低速发展期往往是反思问题的时机。不少企业主也意识到缺乏竞争力所带来的后劲不足,但对于这批习惯了旧有模式的企业家而言,产能升级谈何容易。  浙江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建军此前表示,当地的“板块经济”曾以企业规模小,因而在经济上行周期中发展快而著称;但正是因此特征,在经济下行周期中也最易出现问题。另有研究观点认为,眼下遇到的企业不景气,实际也是政策主动选择和调整的结果,在经济结构调整中,淘汰一批企业,又新生一批企业,才能使浙江经济真正向好。  “不过,在落实企业退出淘汰的过程中,政府要有配套‘减震’措施,银行也要有预见性地将信贷资源合理逐步调整退出,才能使整个过程平缓有序,银行贷款不至于大面积突发不良。”某股份制银行宁波分行分管风控的副行长告诉本报。  地方政府出手 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方的企业格局也注定了一方政府的特点。用“看得见的手”干预,出台政策、配以行政手段甚至动用财政力量,在银企信贷危局中力挽狂澜,是浙江各地政府在屡次经济放缓时惯用的强势“起搏”手段。宁波市政府在7月出台旨在帮扶中小微企业的“26条”新政,也被外界认为是“打响经济刺激第一枪”。 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党委书记、副所长王松奇称此开辟了“一条新的路子”,他表示,“财政收入状况好、经济情况好的地方政府提出这样的刺激计划,中央政府包括银行给予一定的支持,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。”  宁波“26条”的政策亮点在于地方税收政策扶助,给符合条件企业以少缴、缓缴和补贴等“让利”,并从今年起的3年内,每年统筹安排1亿元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,推动小微企业集聚发展。对于产业转型,“26条”重点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、构建完善的优势产业链,并自今年起设立市高成长企业培育专项资金,五年内每年动态选择一批科技型高成长企业进行扶持,促使其尽快扩大产业规模。  宁波市金融办副主任王勉为本报解读,宁波因属外向型经济,因此一旦有外部冲击、经济变化的苗头时,政府的反应一贯很快。他称,2008年的金融危机始于9月,但宁波7月份就开始出台帮扶措施;本轮政策出台亦是如此,事实上在“26条”之前,去年四季度政府就察觉了企业承压,预判了第二波危机到来,并于今年2月开始了政策注入。  王勉介绍,2月份政府措施包括:保障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合理信贷总量,多措并举拓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多元化融资渠道,创新相关金融产品等。  通过政府力量扶持企业度过将倾之危也是浙江地区政府的一大特色。如同对奉化唐鹰的救助,宁波政府救局的措施包括协调银行供贷、对企业债务债务重组、引入战略投资人以及变更企业用地性质以强势“输血”。 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,王勉一针见血指出,政府的帮扶措施要警惕道德风险。他称,债务重组中,“好政策要给接盘企业享受,对原企业人员的责任要追究到底,不然就会出现逆向选择。”  “这样做可以在点上稳住企业,以时间换空间。”王勉称,2008年至今,宁波未出一例规模以上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的案例。  民间金融阳光化之探  虽然政府政策及时,但仍有企业向本报抱怨政策还“不够给力”。上述中型企业董秘称,“26条”中最有力的减税政策针对的仅仅是“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0万元”的小企业,“三年内免征管理类、登记类和证照类等行政事业性收费”的政策也只给小型微型企业,最受困的中型企业则被“冷落”了。  “按照政策计算,小企业省下的税收也不过几万元,对企业来说,象征性意义大于实际帮助。”他补充说。  对此,当地一位政府官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回应:“地方政府权限有限,能运用的税费减免空间很小,而政府财政还要兼顾建设、民生方面开支,虽没有赤字,但也很紧张,已经尽力调剂资金帮扶企业了。”  他称,这个问题实际又绕回中央顶层设计的原命题。“现有收入分配体系过度向中央倾斜,民营企业整体处于弱势,在这个税制下,企业要扩大再生产、搞研发,都是捉襟见肘的。”在他看来,外界对银行挤占实体经济利润的责备,其实是让银行部分替政府背了责任。  “真正帮扶企业的税收政策应至上而下,现在就应开始结构性减税:对央企等垄断性行业征收惩罚性税收,对中小企业要放生。”他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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