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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毅中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进行机制改革-【资讯】

发布时间:2021-07-19 11:11:13 阅读: 来源:黎明液压油滤芯厂家

李毅中: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进行机制改革

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,要进行一些体制和机制的改革。比如,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,现在三网融合举步维艰,急需相应改革来推进。”

在卸任工信部部长一年之际,中国首任工信部部长李毅中与本报记者畅谈中国工业的转型与升级。

2008年3月,李毅中从国家安监总局调任工信部,这个新成立的超级大部,要负责除能源之外的中国几乎全部工业领域,也是2008年“大部门制改革”的重要部门。

但2010年3月,李毅中却选择公开撰文,直陈工信部“目前仍有一些重要职能还没到位”,‘三网融合’等重点工作推动难度很大,希望“要克服部门利益和习惯做法等各种阻力,坚持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”,“大部门制改革要充分到位,决不能半途而废”。

在与本报谈起中国工业大而不强的旧疾时,李毅中痛心疾首,“中国缺乏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,不少是低水平的重复,缺少市场竞争力”,应尽快改革“经济和科技两张皮”的问题。

李毅中认为,在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和改革的同时,也要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,新型产业代表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方向。在2010年,工信部与发改委等相关部委一起框定了“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”,其中工信部负责编写高端装备制造、新材料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四个专项规划。

在政企关系上,李毅中对本报强调,应是政府引导、企业主导,要转变政府职能,“企业自己决策去做什么,不去做什么,尽量让市场去检验,政府在准入和标准上加以规范,在信息上予以引导。”

中国工业研发投入不足、自主创新不够

《21世纪》:您曾经多次提到,中国工业的一个特点是大而不强,所以要实施工业转型与升级战略。但中国缺少一批世界级先进企业,一些核心技术还没掌握。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?

李毅中:我们的工业大而不强,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,中国缺乏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,不少是低水平的重复,缺少市场竞争力。

在科技政策上,政府的引导是正确的,科教兴国这是一个基本战略,科技是第一生产力,这个口号一直提得很高,叫得很响。但实际上,我们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很不够。“十一五”期间,我国规划的研发费用占到GDP的2%,实际上只有1.7%多一点。具体到工业领域,去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是0.69%。一般而言,跨国公司平均研发费用占其营业收入一般都在2%或3%以上,一些技术更新换代快的行业则更高,如电信行业,可以达到10%,甚至15%。

第二是我国相关的体制和机制存在问题。其中,最重要的是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。我们对科研的成果的考核,重视成果鉴定、论文评奖和职称评定等,而忽视了把科研和工业、产业结合起来,转换成实际的生产力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,是说实际的生产力,而不是停留在论文和成果鉴定上。

《21世纪》:怎么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?

李毅中:过去我们提“产学研”相结合,这个概念三四十年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就提过,当然是正确的,但是“产学研”中的产是生产的产,产不能代替用。你生产的东西,自己觉得再好,但是没有用户,或者用户觉得你的东西不可靠,不如进口,进口的产品可能更便宜,服务更周到,那谁买你的呢?所以“产学研”结合要加个“用”字。

在组织机构的管理上也存在问题。中科院是国家级的研究院,我们还有200多个行业研究院或设计院。它们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,它们的事业单位编制、企业化管理改革方向是对的。

我在国资委工作的时候,划到国资委管的研究院、设计院这都是行业排头兵,在考核的时候我提出,不能光看它的资产保值增值,也不能光看它的利润,还要看它做的原创型研究和应用研究。

研究设计单位企业化管理之后,首先面临生存问题。而比较常见的赚钱做法是,把储备的技术拿出来办“小生产”。短期内,日子过得不错。但是如果没有科研成果,一年两年显现不出来,三年四年之后,相关领域的技术就会滞后。如果又没有创新技术研发出来,科技创新就缺乏可持续。

所以,我认为,企业化管理的改革方向是对的。也就是说,研究机构应该有压力,但是压力要能促使其研发成果转化,而不是仅办“小生产”。

因此,我建议,在其考核指标中要强调一条,即科研成果、科研项目能产生出多少创新成果。

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进行机制改革

《21世纪》:工业转型升级战略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,发展新兴产业时,应该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?

李毅中: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,政企关系方面,应该是企业主导、政府引导。政府要起到引导作用,负责整体规划、产业政策、进入门槛、技术标准、深化改革等。

在产业政策方面,政府作用很重要。比如我们现在生产的多晶硅占世界47%,每年90%以上的光伏组件产品都要出口,最高一年达到了97%。尽管光伏发电是绿色低碳和环保的新能源,但生产多晶硅却是高耗能高污染的,产生的四氯化硅是高污染物。我们为什么要把能耗和污染留给自己,把清洁能源送给别人?说到底就是没有政策。

《21世纪》:在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,关于电动汽车的争论很多,您怎么看待现在电动汽车的格局?

李毅中:首先,电动汽车的技术还有待进步。我曾去考察过不少汽车制造厂,电池的问题根本没解决。最典型的就是用碳酸锂、磷酸铁锂做的最新电池,能量密度只有每公斤0.1千瓦时电,而1次充电只能跑150公里,消耗20度电,那就是要200公斤电池。200公斤相当于三四个人的重量。此外,还要解决充电网络和缩短充电时间的问题。

所以电动车离商业化、市场化,还有很远的距离。因此,现在电动车最大的问题还是技术问题。靠各个厂分散攻关都做不好,应组织行业攻关,尤其是电池、电机和电控的难题。

《21世纪》:这也意味着要在机制上进行改革。

李毅中:对,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,要进行一些体制和机制的改革。比如,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,现在“三网融合”举步维艰,急需相应改革来推进。再如,电动车将来怎么市场准入,也得有一套办法。高端制造,要发展通用飞机,低空要开放;生物医药,各种保健品充斥市场,也需要加强监管;新能源产业的发展,离不开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化;发展节能环保产业除了加快财税改革外,还要探索碳排放、碳交易等制度探索,同时也有赖于生产者责任延伸等制度的完善。

引入主体功能区破解地方重复布局问题

《21世纪》:中国产业的发展,无论是传统产业,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,往往会出现大家一哄而起,结果产能过剩,市场容量不够,最后很多不得不关门破产。比如说这两年的光伏项目,全国各地基本上没有不做的,这个行业刚刚开始发展,就出现产能过剩。

李毅中:中国太大,情况太复杂。政府应当加强规划。在所有的规划当中,人大通过的“十二五”规划纲要,这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,但是具体要做哪些项目,某个项目在哪里布局,往往是由区域规划或专项规划来决定,通常要和地方政府共同协商。

但部门规划的效力多是半指导性的,无法做到大小项目都审批。

从政府改革方向来看,主流精神是不要去干预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,企业自己决策去做什么,不去做什么,尽量让市场去检验。政府所做的是在准入和标准上加以规范,在信息上予以引导。因为市场信息不够充分,或者投资者的认识还不够,所以一个产业,尤其是新兴的产业,就会出现一哄而起的现象。对这种现象也不必太过担忧。我们的政府处在转变职能的过程中,转型期的很多规章制度还不健全、不规范,这就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来优胜劣汰,一些企业经受了竞争的考验,还能通过兼并重组做强做大,也有一些企业会被市场淘汰或重组。

《21世纪》:“十二五”期间各地又呈现出“大干快上”的现象,其中产业布局上的重复建设的风险日渐显露,对此您认为有没有解决机制?

李毅中:我在调研中曾经遇到一个困惑,就是中央很明确地提出“十二五”的GDP增速为7%,但是全国多数地方规划的GDP增速在10%以上,还有一些地区提出GDP翻番。

“十二五”是全面实现小康的关键时期,小康不仅是人均GDP,更要具体量化为多项民生指标,如在民生方面,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000元,农民人均纯收入7800元,城乡平均恩格尔系数为30%,城乡社会保障覆盖面达60%,上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40%,人均生活用电量达700千瓦,每万人口医师达25人,平均预期寿命达76岁,环境质量指数为90%等。

用这些小康指标来评价,长三角、珠三角和环渤海等一些地区都已经达到了,当然还要再提高水平,难还是难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。有些地方领导对我说,如果到2020年不能进入小康,我怎么向人民交代?所以不少西部地区提出要跨越式发展,只有这样赶上这班车,才能和全国人民一起进入小康社会,才能长治久安。

我认为中西部地区要发展,问题是怎么发展。我认为要差别化发展,这三个字首先出现在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支持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》中,后来在“十二五”规划纲要里面也有体现,这就是主体功能区战略。

我国各地区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差异迥然,不能按照统一的模式进行发展,根据全国整体发展规划及各地具体情况,我国国土空间按开发方式分为优化开发区域、重点开发区域、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。

各地的产业布局应在区域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前提下,根据自身资源禀赋、环境容量、市场状况、产业基础这四个条件,选准其优势产业,对优势产业应予鼓励,对不适宜的产业应予限制,对落后产能应予淘汰。这就是常说的差别化发展和错位发展,防止产业雷同和低水平发展。

为此,国家也需要出台一些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办法,相关部门应制定符合实际的差别化政策。

中国制造业应向高端发展

《21世纪》:现在美国和欧洲又提出“再工业化”,对此您怎么看?

李毅中:金融危机之后,全球都在思考调整结构,西方国家提出“再工业化”,美国一度不提实体经济,醉心于虚拟经济,结果造成金融危机,吃了大亏,教训深刻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要高度重视实体经济。

西方提“再工业化”,也不是简单的重复,他们要做高端制造,还有的提出“本土回归”。它的大部分制造业都转移出去,物流成本很大,回归本土更容易保证经济安全。这些都是他们的新认识,我们应该借鉴。

《21世纪》:您如何看待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?有观点认为,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在消失。

李毅中: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。一方面,我认为,我们要承认“中国制造”不是贬义词。所谓制造业不光是指机械制造,工业里面除了采掘业和能源工业以外,都可以叫制造业。从规模上看,毫不夸张地讲,中国制造业是世界第一了。

工业产品有500多种,其中220种是世界第一;从技术上讲,我们既有自主创新,也有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,有一些已经达到国际水平;还有就是人才,我们有了高素质的产业大军,包括一流的专家、工程师和技术工人。当然,也要看到,我们自主创新还不够。在一些领域,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还受制于人,制造业整体还处于中低端。

另一方面,也要看到,我们在发展中已经遇到了不少问题和挑战,支撑中国制造业高度发展的三个优势正在弱化。第一,农产品的价格越来越高,逐步和国际接轨。之前我们是以农业支援工业,现在是工业反哺农业、城市支援农村了。再者,土地的价格也在发生变化。过去国有企业的土地,是政府无偿划拨的,现在要按用途评估、审批,然后以市场价购买,土地的价格已经很高了,土地进入资产负债表,降低了资金的利用率。第三,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正在减弱。尽管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便宜,但是劳动生产率不高。长期低工资是不可持续的,人工成本的上升是必然。

但我们要理性地看待这个事情,不要感到奇怪,对自己要有信心。资本在选择投资地点的时候,不光看劳动力价格这单个因素,更看劳动力本身的素质。和东南亚、非洲那些国家比,我们的劳动力大军的整体素质比他们要高得多。

综合资源、环境、人才、技术、市场、社会等因素,我国仍具有发展制造业的综合优势。

《21世纪》:面对中国制造业正在减弱的局面,应该采取哪些措施?

李毅中:我们要努力发展自己。我们自主创新的研发投入还不够,一些领域的关键技术、核心技术,我们还未掌握。还要深化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,进一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,提高管理水平,创造新的品牌。在未来的资源、能源和环境制约下,要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,使得我国制造业竞争力不断提高,从中低端向高端发展,提升整个产业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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